文学的起步与创作的尝试

黄煜榕：翻阅您的创作履历表，1981年对于您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一年里，您先后发表了动物小说《毛栗球》和农村题材小说《烟姐儿》。这也决定了您后来创作主要聚焦的两个领域。想请您谈谈这两部“起点之作”。

李传锋：动物小说和乡村小说是我写作的两个领域，与我的青少年生活环境有关。我的家乡在鄂西山区的密林深处，那里没有都市的喧嚣，充满着山野的奇趣。我接触到的飞禽走兽、虫蛇蚂蚁，远比人要多得多。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我们共同拥有这个山村和森林。男人玩火枪，养狗、养野鸡，打老虎、打野猪、打麂子、打野兔等，都是常事。我写《毛栗球》还不是有意识地探索动物小说怎么写，而是对真实经历的简单加工，生活本身就是这样生动有趣。至于《烟姐儿》，则是受到改革开放的启示，农村刚开始实行责任承包，思想阻力很大，我敏锐感受到了农村改革的风信，就写了这样一个短篇小说，在《长江文艺》上发表，随即被《小说月报》转载，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增强了创作的自信。

华珉朗：您曾参加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六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这段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

李传锋：文学讲习所后来改名叫鲁迅文学院，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进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那期少数民族创作班共有30多位同学，主要来自边疆各民族，后来都成了各地文艺界的中坚和骨干。在文讲所学习一年，集中读了一大批书，听了很多精彩的课。给我们讲课的，有北大中文系教授马振方、俄语系教授李明滨，北师大中文系教授王景山，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陈冰夷、文学所的唐弢、何西来、张炯、李传龙、涂武生，还有老作家萧军、骆宾基、李凖等，以及当时的资深编辑们，如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孟伟哉，《民族文学》的玛拉沁夫，《文艺报》的唐达成、唐因，还有作家王蒙、敖德斯尔、蒋子龙，诗人晓雪、朱子奇、蔡其矫等。他们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给了我们知识和启发。作家的课大多谈写作经验，主要谈自己；教授们的课大多讲理论，和我们正在阅读的书目相结合。我的好几位同学是本民族第一个作家，有责任和义务通过作品向世人介绍自己的民族。讲习所老师们对我们十分关心，除了师生间的感情，还有中国作协对少数民族作家的关心与爱护。学校把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暑假时期分头到祖国各地去参观。很多同学在讲习所写出了好作品，乌热尔图的获奖作品《七岔犄角的公鹿》就是在这里写成的。我的《退役军犬》也是在这里写成的。学校为了我们的写作，还给我们分别请了导师，给我请的是部队作家王愿坚先生。我在中学课本上就读过他的《普通劳动者》《党费》等，他是短篇高手，能向他当面求教，真是求之不得。我们很高兴地去小雅宝胡同79号拜见他，此前他认真审读过我们送去的作品，点评式讲课，也讲他的创作体会。他的几次讲课，给我很大启发，我后来写了两篇文章，用散文笔调试图阐释他的小说写作理论，发表后，有报刊转载，被人收入集子，王愿坚老师看了也很满意，他写信向我索要，还把这两篇文章作为附录编入了《王愿坚文集》。

“把动物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来写”

华珉朗：在文讲所学习期间，王愿坚先生对您的短篇小说《烟姐儿》表示肯定，希望您沿着这个路子写下去，写农村改革中涌现的新人新事。但后来，您主攻的却是动物小说，推出《退役军犬》《最后一只白虎》《红豺》等作品。您为什么如此执着地书写动物呢？您的动物小说创作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大？

李传锋：不单是王愿坚先生希望我沿着《烟姐儿》的路子写下去，玛拉沁夫先生也多次劝过我。其实，我并不是执着于书写动物小说，而是两种夹着写，手中有几个故事，想到哪个就写几笔。我发表了《龙潭坪纪事》《人生从这里开始》《定风草》《十里盘山路》《警官罗立瓯》《六峰山下》等农村题材中短篇小说，应和着时代变革和农村建设的主题，写新人新事，可能是我的功力不够，这些小说没引起什么大反响。动物小说则不然，前面没有多少有分量的作品，发出来就很显得别致。在我读过的动物小说中，堪称代表性杰作的，还要推20世纪初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两本书《雪虎》和《荒野的呼唤》。我读过的另一部深深打动心弦的动物小说是苏联当代作家加夫里尔·特罗耶波尔斯基写的《白比姆黑耳朵》。对于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来说，我们的文学画廊中有意蕴、有情趣、有文采、有独立品格的动物形象仍不够多。有了市场化的加持，倒是儿童读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少作品只是兽形人语的童趣故事，缺少深厚的人文诗意。真正的动物小说是把动物作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来写，而不是作为人的附庸。如果说杰克·伦敦的《雪虎》《荒野的呼唤》侧重于表现动物自身的精神世界的渴求，那么，特罗耶波尔斯基的《白比姆黑耳朵》则倾向于借助动物的眼睛来看待人类世界。加拿大的欧·汤·西顿是另一位独具风格的动物小说作家。我国近年来翻译出版了他的《我所熟悉的动物》和《动物英雄》中的一部分。作者本身是动物科学工作者，他在实地考察鸟兽生活的基础上，真实地描写了动物世界的千姿百态。他对于各种动物的生活、特性是非常熟悉的。这几部动物小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这不是我们常见的动物故事，不是寓言，不是童话，没有兽形人语，是建立在动物科学基础上的、有美学追求的真正的动物小说范本。

华珉朗：关于动物小说，您发表了多篇理论文章。您认为什么样的作品才是理想的动物小说？《退役军犬》曾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它是否实践了您的“动物小说美学”？小说《红豺》将动物的心理写得惟妙惟肖，您是怎么做到的？

李传锋：动物小说美学是在前进中探索和发展的，这和人类生态观念的发展有关。自然界除了丛林法则，更有共生法则，各种生物共同完成着自然界的平衡和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动物小说是生态文学的一支劲旅。古今中外的作家们创作出了一批精品力作，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总结和汲取，也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反思。《退役军犬》因为是初写，写有人性的动物和有兽性的人，并没有很好体现我的美学追求，《红豺》才是我的动物小说中比较成功的一篇。这部中篇的写作环境比较特殊，当时湖北省委决定要我出任省文联党组书记，我大胆表态，说在任期内不出国、不请创作假，要兴建一座办公大楼、改善机关干部的生活环境。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极其困难，所以我没时间和精力再写小说。但是，又不想放弃这门手艺，就写了一个《红豺》的提纲，不搞兽形人语，不搞拟人化，重点放在揣摩动物心理、设计形体语言上。我想起一点就写几句，有了新意就改几句，不急不躁，补充完善，前前后后写了好几年，算是慢慢打磨出来的一个作品。

华珉朗：198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最后一只白虎》对野生老虎的生活习性有十分生动、真切的描摹。这只从马戏团、动物园等牢笼中英勇奔逃的小公虎有原型吗？您后来为什么又把这本小说改为儿童版的《林莽英雄》，这其中主要的改动在哪？您编文集时，为何收的是儿童版？

李传锋：我对野生老虎的生活习性并不陌生，我在山上多次遇见过老虎，1970年有一只华南虎在我们村留下了最后的脚印。那时候，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还没颁布，我还参加过对这只老虎的狩猎。上大学之后，我参加了武汉市动物保护协会，发誓要给这只老虎写一部书。老虎是我们土家族的图腾，我们祖祖辈辈敬畏白虎。为了写这部书，我找了大量有关老虎的书籍来读，特别是关于华南虎的起源、分类、生活习性，以及与印度猎虎运动有关的书，还读了一本外国人写的长篇小说《老虎老虎》。我做了很多功课，看马戏，看猴把戏，到北京动物园、武汉动物园去观察老虎，近距离看它的形体和情态。后来，《最后一只白虎》出版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推荐在香港出版。我的一个朋友在湖北少儿出版社当编辑，约我把它修改成少儿版，这种改动主要是在语言方面，要浅显一点、更适合儿童读者。至于编文集时为什么收的是儿童版，这是因为当年《芳草》杂志社为一批老作家出文集时有字数限制，我这个文集其实只是一个选本。

“通俗而不庸俗，有趣而有益”

黄煜榕：您曾担任《今古传奇》十余年主编，看了这么多的通俗文学，对您个人的创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具体影响？您如何看待文学创作中的雅俗关系？

李传锋：现在看来，1985年前后发生的通俗文学与精英文学争吵，很多争论脱离了文学本身，有点阵地攻防的味道。如果单从语词角度来讲，严肃的对应词应当是庸俗，怎么会是通俗？其实，所谓的严肃文学中不也出现了很多庸俗的东西吗？而通俗文学中不也有很多严肃的作品？所以，我当主编，不跟他们吵，我吵不赢，你喜欢穿西装你就穿，但你不能压制别人穿民族服装。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通俗而不庸俗，有趣而有益”。我自己在创作中得益于在两个不同刊物的经历，我的前期小说从形态上、艺术观上比较接近于所谓精英文学，后期小说特别是与人合作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美学风格。我在《长江文艺》工作了十余年，在《今古传奇》又工作了十余年，一个是所谓严肃文学的代表性刊物，一个是通俗文学的代表性刊物，我接受严肃文学在前，研究通俗文学在后，两种文学形态都直接影响了我的创作。当时，全国每个省都有一份文艺刊物，但大同小异，我们办《今古传奇》这个刊物公开强调可读性、大众性，通俗易懂，提倡雅俗共赏。这正好切合了当时的大多数受众的需求，以至一时洛阳纸贵。

黄煜榕：2011年，您推出了自己的回忆文集《我在省文联三十九年》。在这39年里，您记忆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样深切的感受？您是如何平衡好行政工作和文学创作的关系的？

李传锋：我们1949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一直在种着新中国的改革试验田，命运很坎坷，阅历很丰富。我高中结业时大概18岁，好冲动，大学毕业当编辑，当时强调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发现和培养工农兵作者，经常深入工矿、农村、部队去采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拨乱反正”，很多老文艺家恢复工作，《长江文艺》也是在这一年复刊，我亲身参与了这一过程。湖北的文学艺术生态显示出了从未有过的生机与活力。我有幸亲身参与了文艺界的许多大事，比如参加了历史性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参加了第六、七、八次全国文代会。比如后来调任《今古传奇》主编，1984年单期邮发量高达470多万册，引发了全国性的通俗文学热潮，给严肃文学一统天下造成很大冲击。我那时30多岁，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要国家拨款，只要刊物经营权，大胆向省文联党组提交了《责任承包协议书》，这应当是新时期全国文艺界第一份责任承包书。没几年，又让我担任省文联副主席，参与全省文学艺术工作的管理和服务。岗位的变化使我对文学编辑和文学创作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认识。

我觉得，行政工作和文学创作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而且都需要全心全意去做才能做好，这是两条鱼，很难同时抓住。可以说，当编辑、搞行政管理，这是我的岗位职业，而搞文学创作是我的业余爱好。这三重身份在时间上是有矛盾的，精力分配上是有冲突的，但从知识的积累和思想的升华角度看，却又相互支撑，是相得益彰的关系。作为一个作家，需要有学者的素养，要有生活的积累；作为编辑家，要有广博的知识，要有敏锐而准确的鉴赏力；作为文艺组织管理者，需要有方向感，有全局观，有使命感。一个作家如果具有了多方面的体验，做事做人就会少一些偏颇而多一些睿智。

“写出他们在时代潮流中独特向上的心灵史”

华珉朗：您2014年推出的长篇小说《白虎寨》，写的是白虎寨党支部书记幺妹子带领村子脱贫致富的故事。这部小说与您之前善写的动物小说区别很大，这个转型是如何发生的呢？小说涉及到当代农村发展的丰富历史图景，在写作之前您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李传锋：退休之后，我回到故乡，翻修老房子，布置了我的书房，想认真读点书。我给书房取名“三书舫”，三书者，读书、写书、藏书之谓也。接着，成立了“李传锋民族文学工作室”。我在老家待了几年，深切感受到了山村巨变，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按捺不住有了写作的冲动。新中国的农民无数次向贫困发起过挑战，却屡战屡败，一是因为没找到一条好的路径，二是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大力量扶贫。改革开放几十年，这两个条件具备了，党中央开始举世瞩目的扶贫工作。我找了很多关于扶贫工作的文件政策书籍来读，又和一批基层干部座谈，采风笔记记了好几本。这个题材我先是写了一个电影剧本《土家妹子》，很快就要投拍了，却因为电影厂人事变动而停止。我后来就以这个剧本为基础，改写长篇小说。曾有评论认为，这部作品“塑造了昂扬向上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生动表现了当代土家族乡村的变革与发展，寄寓着作家对民族生活的深厚感情和责任担当”，我觉得是比较准确的判断。

黄煜榕：进城和返乡是农村青年的两种不同的现象。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像幺妹子这样的返乡者有何特殊意义？

李传锋：作家的视野不能只跟随在生活的后面，我们的视野应当追寻生活中的希望和光亮。国家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大，社会服务不均等，所以，年轻人进城既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权利。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人口大流动，都产生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也有不少年轻人坚守乡村或下乡、返乡创业。现实生活中，各个民族各个地方，已经发生和不断发生着不少“幺妹子”等新时代青年建设新农村的动人故事。我在写作《白虎寨》之前，就采访和了解过恩施州几个坚守山乡、立志创业的典型人物。这些“幺妹子”代表的就是一种力量、一种精神、一种理想。那些进了城不回乡的年轻人也是为了生存、为了理想而不断打拼，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的巨大作用。农村需要文化知识，需要青年人才，而文学需要关注的就是典型的“这一个”，写出他的希冀、他的追求、他的苦难，写出他们在时代潮流中独特的、向上的心灵史，展示他们的奋斗光华，这是小说创作的光荣使命。

华珉朗：在《白虎寨》之后，您又在《民族文学》2023年第9期推出中篇农村题材小说《山巅之村》。这篇小说在立意和人物塑造上与《白虎寨》有何不同？表达了关于新乡土的什么新思考？

李传锋：2020年1月，我因疫情居家办公，想写一篇动物小说玩玩，写一个老人和一群狗的故事，着重写狗，要好看，能让人放松。但这个灯笼爷是个倔老头，他不肯下山，他的戏越写越多，革命历史、乡村文化，搬迁与坚守、爱情与怨恨，农民与土地、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等都交织缠绕在了一起，命运似乎把他推向了生活的“对立面”。在近三年断断续续修改中，灯笼爷逐渐变成了小说的主角。他把精神生活看得比物质更重要，不肯背弃对香獐隘的诺言。从现象看，这是一个要不要搬下山的问题，而实质则是该不该忘记历史的问题。香獐隘承载着很多东西，是传统，是乡愁，更是一种精神，灯笼爷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老人，但他更像是一个坚强的守护者。这个中篇最初取名《灯笼爷和他的大金毛》，后来改为《荒村吟》，《民族文学》发表时定名《山巅之村》，篇名的改变也反映了旨意的取舍。我写的是扶贫故事，但没正面写怎么扶贫；我写了一个“钉子户”，但不写怎么拔钉子。如果说《白虎寨》是在探索脱贫致富之路，《山巅之村》就是在探索农民与土地的情感问题。如果说《白虎寨》的幺妹子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物质生活问题，《山巅之村》试图探索的则是精神文化层面。

以现代视野回望本民族的历史烟云

黄煜榕：从2013年起，您与他人合作，陆续推出系列历史小说《武陵王》，聚焦土司王形象。你们是出于什么样的文学思考？

李传锋：《武陵王》共8部，400多万字，写了8个土司王。我和吴燕山、李诗选三人合作，笔名“贝锦三夫”，前后花了12年才写完。这是以千年土司制为题材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写的是武陵山地土司王的英雄故事。土司制是如何从勃勃生机走向僵化？土司王在中国历史大剧中如何伴舞？如何以现代视野回望本民族的历史烟云？这些问题是吸引我们写作《武陵王》的动因之一。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关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思想文化安全及社会和谐稳定。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是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凝聚力和生命力所系。这套书试图以广阔的视角，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将武陵土司的命运放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社会变革中进行审视，并融入文学的意蕴和情怀。作为一次民族史诗写作尝试，作品展现了武陵地域文化与土家民族风情。2024年，《武陵王》（全8册）获得了湖北省最高文艺奖——屈原文艺奖。

华珉朗：这么多年，您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您下一步有什么创作打算？

李传锋：写小说于我而言是一种心灵的安放。我一直关心家乡的变化，关注乡亲们的命运，所以，我对国家的农业政策很在意。我在构思小说时，也是在思考父老乡亲的命运。小说得讲动听的故事，讲感动人的故事，讲积极向上的故事。但如何把生活的自然形态转化成艺术的审美形态，还是有些讲究的。当下，会玩技术的人往往缺乏生活的深层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人很多又不大会玩技巧，因此，好的小说就不多见，包括我在内，写得让自己很满意的作品也并不多。

我已经年过古稀，创作激情差不多发挥殆尽，在我文学创作50年之际，湖北省文联党组给了我一份大礼，将我的文集编辑出版列入了重点扶持项目。粗略一算，50年来，我写作和发表了将近1000万字的作品，退休后写的将近一半，我要花一些时间进行分卷整理。有闲暇时，我除了读读书，准备再写一部长篇，时段放在土地革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重点写乡村的潮起潮落，再现一些现在年轻人难以想象的情景。如果顺利的话，我的乡村小说和历史小说就能形成一条完整的时间长河。